在传统制造业曾独领风骚之地，初创企业正迅猛崛起

在江苏省苏州市，初创企业Magic Lab专注于研发可与人类互动、适用于工厂作业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正是长三角地区转型为国家创新枢纽的一个缩影。

该公司总裁、上海交通大学校友吴长征（Wu Changzheng）表示：“包括扭矩电机关节、执行器、控制单元和灵巧机械手等关键部件在内，我们超过90%的零部件均为自主研发和本地生产。剩余10%主要集中在中央处理器（CPU）领域。”

Magic Lab只是重塑江苏及周边浙江省面貌的数千家尖端企业之一。这个昔日以纺织、化工和机械制造闻名于世的长三角地区，如今正孕育着一批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公司。

这家初创企业成功研发出集感知、导航与运动控制于一体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使其人形机器人能够快速适应各类任务，并在真实场景中实现协同作业。

吴长征表示，当地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产业园区等扶持政策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生态，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研发资金主要来自社会资本，其技术创新路径完全由企业自主主导。

MagicLab 选择落户江苏的一大关键因素，在于这里已拥有成熟的制造体系——尤其是在下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先进产业领域。公司方面表示，这让他们能够迅速对接上下游配套，显著降低供应链成本。吴长征团队，已将其人形机器人部署在合作伙伴的生产线上，用以采集真实场景数据并探索多机协同技术——这在中国仍属前沿研究领域。

长三角地区的转型升级，植根于数十年积累的工业底蕴。改革开放启动后，这片东部沿海地区的创业者们迅速兴办民营工厂，使其成为全国首批制造业高地之一。义乌、昆山等城市，都曾长期作为江浙传统产业实力的鲜明注脚——前者以“小商品之都”闻名于世，后者则是全球电子元件产业重镇。

然而这一传统印象正在被快速重塑。长三角如今已站上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最前沿。依托既有产业优势，该地区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布局中，正崛起为创新策源地。

长期以来依托强劲的工业产出、活跃的民营经济和毗邻中国金融中心上海的区位优势，江苏与浙江的GDP总量始终位居全国前五。特别是江苏，几十年来一直位居第二，仅次于广东省，而且差距每年都在缩小。2024年，长三角两省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达到22.7万亿元人民币（3.15万亿美元），与英国相当。

中国决策层虽自21世纪初便持续倡导科技自主创新，但“卡脖子技术”“自主可控”等概念真正成为社会共识，却是在特朗普首任总统期间——彼时中美科技博弈正日趋白热化。

2018年，习近平主席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次年，国务院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25年将该地区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重点推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绿色能源、智能交通等中高端产业的转型升级。

202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提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即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核心的新型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强省的江苏、浙江被赋予引领转型的重任，使得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长三角地区，其“创新沃土”的新形象愈发凸显。

杭州——浙江省省会——凭借“六小龙”的崛起，已成为中国最新的“硅谷”。这六家本土创新企业包括：以深度求索（DeepSeek）、宇树科技（Unitree）、逐际动力（Deep Robotics）、游戏科学（Game Science）、强脑科技（BrainCo）和曼孚科技（Manycore）。以“六小龙”为代表的创新集群，正推动这座浙江省会城市实现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

江苏则以216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领跑全国（2024年最新数据显示，这一数量超越广东的1984家和浙江的1805家）。这些在战略供应链中掌握关键技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成为该省先进制造业的基石。

胡润研究院上海分所合伙人郭珊（Guo Shan）指出，两省的核心优势在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工科强校构建的“人才蓄水池”。此外，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活跃的民营经济以及亲商的地方政府，共同形成了独特的创新生态。

“相比北上深，这里虽缺少中央政策倾斜和国际资本青睐，却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和中小企业成长提供了更广阔试炼场。”郭珊补充道，“较低的生活成本更使这里成为‘六小龙’和‘小巨人’们理想的创业沃土。”

以苏州为例。这座高铁20分钟直达上海的城市（过去乘普通列车需两小时），早年凭借上海“星期日工程师”（上海专家周末赶来，为当地工厂的技术升级把脉）的技术辐射，成功实现乡镇企业转型升级——如今正将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协同创新势能。

苏州市科技局服务处副处长张斌（Zhang Bin）表示，“苏州正发展成全能型选手。”他指出，这座城市的营商环境、产业基础和生活品质已形成独特优势。相比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苏州不仅生活成本更低、生态环境更优，更凭借雄厚的制造业基础、活跃的民营经济和长三角战略区位，为人才提供了充沛的就业机会与成长沃土。张斌强调“职业前景与生活品质在这里可以兼得”。

在浙江，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将本省蓬勃的创新文化归因于两大要素：早期对市场改革的拥抱，以及更为关键的——良性的政商关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徐文光（Xu Wenguang）在6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追溯至计划经济时代，浙江因自然资源匮乏获得的国家投资有限。这种‘倒逼’机制反而促使我们走上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浙江最大的优势在于整体生态系统——政府着力营造环境，企业专注创造价值”徐文光表示，“这种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为创新创业培育了丰沃土壤。”

总部位于浙江湖州的新能源企业天能集团品牌总监王恒利（Wang Hengli）透露，当地政府通常避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予企业充分运营自主权，这种对创业精神的尊重已成为制度传统。王恒利表示，“每年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地方政府官员都会走访辖区企业。这看似是象征性举动，却体现了对我们企业贡献的认可和亲商理念。”

天能诞生于上世纪末，最初为电动两轮车生产铅酸电池；近年来，公司已将重心转向锂电池与储能系统。凭借全自动化产线和一支由百余名博士组成的研发团队，天能已开发出可在零下70摄氏度（零下94华氏度）环境下运行的电池模型。据2024年报显示，公司计划投入超10亿元研发先进储能与氢燃料电池系统。

尽管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王恒利强调企业始终保有完全的创新自主权：“在浙江，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非常清晰。”

即便拥有蓬勃的科技生态和不断涌现的创新企业，该地区仍面临持续性挑战。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吴刚（Wu Gang）指出，融资难题是近年主要瓶颈：“当前募资环境并不乐观。但地方政府正日益重视引导基金作用，民间资本也在积极布局潜力领域。”

“地方政府不再直接提供补贴，而是通过共同投资传递政策信号，增强对战略产业的信心。”张斌表示。在财政预算既要保障公共服务又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更多扮演赋能者角色——搭建对接平台，引导资本与企业创新需求有效匹配。

郭珊也提到，私募股权与风险资本缺乏可预期的退出渠道，加之资本市场在科技定价和风险管理方面尚不成熟，这已成为外资欲分享中国创新红利时的首要顾虑。她认为，国内技术的商业化同样面临难题：既要与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合作，又要把中国原创的高端技术推向海外——而这两方面都才刚刚起步。

“要弥补这些差距，地方政府和企业或需以全球化视野推进技术研发。双方都应更积极地寻求与海外机构的研发合作及商业化机遇。”虽然退出机制主要取决于中央政策，但她建议地方政府对投资者采取更灵活态度，在“设定投资条款、收益分配和退出方案时给予更大弹性空间，甚至主动促成并购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