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导层已经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计划的最后期限，在建国100年成为科技创新超级大国，以工业生产的数字化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制造业中的数字平台被认为对提升产业、提高生产率、优化资源分配和增加就业至关重要。

凭借强大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工业4.0”经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受益，尤其是德国。西门子、SAP和博世等德国公司已经参与了中国新兴的数字工业平台经济。但是，欧洲参与者必须为挑战做好准备。竞争正在进行中：随着欧盟专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最近创造了数字化的新阶段，中国将成为“工业数据之战”的主要竞争者。

中国正大力投资以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研究和咨询公司Gartner估计，2018年IT技术支出达到2.6万亿元人民币（3370亿欧元）。其中软件和数据中心系统占2500亿元人民币（320亿欧元）。政府的政策压力将促使更多公司投资于物联网。市场观察家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占全球工业物联网连接（IIoT）的三分之一，即41亿。

中国数字工业平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是INDICS，它是由中国航天科技工业有限公司（CASIC）建立的，另外两家公司巨头已经建立了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平台：电器和电子产品制造商海尔以及互联网零售巨头阿里巴巴。

战略背景：数字平台被认为对工业现代化至关重要

中国对数字平台经济的促进是一个由重大政策举措组成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标准2035》，这些努力旨在标准化尖端技术，例如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数字平台驱动器结合了中国互联网巨头的企业举措和国家牵头的推动，以利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整合传统行业。

中国先进制造业的稀缺性是工业数字化与蓬勃发展的面向消费者的服务平台（如视频共享中心TikTok，电子商务门户网站淘宝和腾讯的微信生态系统）之间鸿沟的主要原因，该市场的云计算企业比例根据一项中国调查显示，2018年中国仅占30.8%，而美国和德国分别为50%和73%。

政府的目标旨在弥补这些缺陷：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100万家公司“走向云端”，这是利用数字平台的关键前提。促进平台发展的大胆目标包括到2020年建立一个领先的全球数字工业平台，10个跨行业平台和30万个工业应用程序。决策者自上而下的方法将定期调整的目标与选定的试点项目相结合，以向工业和ICT施加压力参与者实现政策目标。

参与者：顶级设计推动了高度协调的工业互联网发展计划

安排数字工业平台开发的主要参与者是工业和信息技术部（MIIT）。2018年，工信部发布了其93个工业互联网项目的首个清单，以全面构建、扩展、监管和标准化中国平台。财政部为第一批项目提供了49亿元人民币（6.79亿欧元）的资助。工信部主持了工业互联网联盟（AII），这是决策者与行业之间互动的主要论坛。AII成立于2016年，拥有1300多名成员。AII的少数外国成员包括SAP、西门子、施耐德电气和GE。该机构积极制定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标准。国有企业的任务是生成特定于行业的平台。例如，石油巨头中石化的一个部门为石化行业建立了平台。

结果：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平台格局正在迅速崛起

三个推动因素相结合，以塑造工业数字平台格局：政府战略正在推动大型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的工作；私营企业加入；ICT巨头正在涉足B2B，以抵消其B2C堡垒中停滞不前的用户增长。

面向国有中央企业的工业互联网融合平台于2019年6月成立，拥有289家国有企业，其中包括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宝钢股份（自2015年以来与西门子合作）以及化盈科等巨头。有几个建立云平台的目的是优化协作研发和制造。

在最成功的私营企业中，海尔的COSMOPlat涵盖了从纺织、电子和陶瓷等12个行业，并声称为35000家公司提供3.2亿最终用户。像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和百度这样的ICT公司寻求利用来自大量互联网用户的数据：使用消费者行为数据来优化工业设计和生产是工业4.0的核心特征。

一些中国的ICT参与者将从他们在尖端应用程序中的实力中受益。百度的Apollo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源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平台，拥有130多家公司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德国的主要汽车制造商。

警告：中国缺乏平台开发的核心能力

尽管如此，中国自己的分析师公开辩论了这一活动的弱点。他们的观点与MERICS自己的研究一致。中国对工业软件等关键外国组件的结构性依赖是一个根本缺陷，为外国公司提供了机会。

中国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的关键层缺乏本地解决方案，例如：

传感器：中国必须进口将近80%的高端传感器和多达90%的芯片，才能满足国内需求。

设备连接：2019年，进口了95%的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通用工业协议。与不同外国公司的设备缺乏互操作性也是一个问题。

软件即服务（SaaS）：在中国使用的高端工业软件中，有90%以上来自国外。SAP，Microsoft和Salesforce等公司主导着市场。

中国的解决方案：制定解决国内弱点的标准和策略

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通过中央制定的实施蓝图解决缺陷。关键的实现机制是：制定涉及地方政府、国有公司和私营公司的特定于地区的地方试点项目（例如浙江的阿里巴巴SupET，贵州的CASICloud或部分BRI国家的徐工集团XREA）；尝试更多市场驱动的融资机制，包括私募股权投资，以减少国家补贴的主导地位；到2020年制定一个全面的工业互联网标准化系统。

中国公司从事IIoT的障碍包括缺乏互操作性标准以及有关数据所有权和安全性的规则。因此，中国的监管机构希望在2020年之前建立更完善的技术标准和基本的工业互联网标准化体系。中国的324种工业互联网标准中的大多数仍在等待制定。AII认为中国的平台标准化工作是“早期阶段”。标准化是外国参与者可以并且应该与中国接触的领域。

中国工业平台前景

有条件的合作伙伴：外国参与取决于中国的技术需求

中国数字平台经济，其本质是跨境的和“双赢的”。目前，它并没有在争取完全自给自足，也不是在与其他国家的发展脱节。我们研究中分析的许多数字平台都得益于与西门子、博世、SAP或GE等外国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国外研究。环境有利于数字平台经济中的本地解决方案。网络安全和数据法规可能是外国公司在数字平台经济中与中国开展业务的主要挑战。

对德国的意义：探索机遇并降低风险

德国是中国发展自己的工业4.0的重要合作伙伴。德国公司和机构在中国创建数字工业平台的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联合研发项目是合作的主要形式。例如：海尔COSMOPlat背后的研发机构已与德国多家科研机构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西门子从一开始就支持CASICloud的INDICS云平台的开发；德国平台提供商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的机会更加有限，可能出现在传感器的使用和集成、设备连接和“软件即服务”解决方案领域；中国在数字工业平台领域的飞速发展需要德国各级政治和企业参与者的关注，德国不应拖延减轻潜在风险。

对德国企业的建议围绕三个方面

向中国的优势学习。除其他事项外，这还需要对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有深入的了解，而不仅仅是展示项目。对中国数字平台经济整体影响的现实评估需要对区域规范和发展阶段进行更多研究。  

与中国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以利用德国的优势。中国高度依赖外国IIoT堆栈组件和服务。德国参与者可以使用它来要求网络安全法规的应用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并要求外国公司平等进入市场。同时，在工业4.0上保持高水平的合作符合德国的利益。

减轻中国特有政策环境带来的风险。中国在工业互联网的各个层面上实现自力更生的动力给德国合作伙伴带来了挑战。联合研究需要有条件，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成为建立合作框架的关键优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