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会夺走我们所有的工作吗?
应该不会。
但经济学家大卫·奥特尔(David Autor)认为,若是希望未来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体面和高薪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制度就应该勇于面对自动化带来的挑战。
有一个惊人的事实:自动提款机面世后的45年里,美国银行雇佣的柜员数量几乎翻倍——从1970年的25万人增加到如今的50万人,其中10万人是2000年后新增的。波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士·贝森(James Bessen)在最近出版的《边做边学》(Learn by doing)一书里记录了这些数据。这一事实催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些银行职员都在做什么呢?为什么自动化到现在还没完全取代他们的工作?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过去200年的伟大发明里,很多都是为了取代人力而设计的。我们发明拖拉机,利用机械动力取代辛苦的人工劳力。我们设计装配线,利用机械的完美运作取代手工的不稳定性。我们为电脑编程,完美替代易出错且不一致的人力计算。物尽其用,于是人们再也不用徒手挖沟,不用使用熟铁锻造工具,甚至无需实体账本就能记账了。但2016年,在美国的劳力市场,成年人的雇佣率比1890年要高,而且在这125年间,这一比率每10年都会升高。这就很矛盾了。机器越来越多地取代我们的工作,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工作岗位呢?实际上,这涉及到两个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一个与人类的聪明才智及创造力有关;另一个则与人类永不知足的天性(或者称之为贪欲)有关。
即使由机器来完成某个职位的部分工作,也不会削弱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实际上,剩余人工部分的工作会变得更加重要。第一个经济学原则我就称之为“O型环原则”吧,这个原则决定了我们工作的类型。自动提款机对银行柜员的就业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作用,这两种作用最后会相互抵消。大家都知道,自动提款机取代了许多银行工作人员,导致每家分行的柜员数量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但银行很快发现,自动提款机降低了开设新分行的成本,所以同段时间内银行分行的数量增长了40%。两者同时作用的结果就是分行数量增多,柜员人数也增多了。不过,这些银行职员所做的工作与之前有所不同。随着常规的现金业务减少,他们变得不太像出纳员,反而像推销人员,与客户打交道、解决客户的问题并向客户推销银行推出的信用卡、贷款和投资型产品。柜员们更多地承担起了咨询服务的工作。
总体而言,将某个职位的部分工作自动化,并不会削弱剩余部分的重要性。实际上,剩余人工部分的工作会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增加了其经济价值。举个典型的例子,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起飞不到2分钟,就爆炸坠毁。事后发现,这场事故的原因是火箭推进器上一个便宜的橡胶O型环。O型环在发射前一晚冻结在发射台上,因此在发射不久后失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工程中,竟是一个小小的橡胶O型环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以及七名宇航员的生死。基于O型环这个比喻,哈佛经济学家麦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提出了“O型环经济生产理论”。
该理论设想工作由一系列互相连接的步骤组成,每个步骤都是链条中的一环,每一处连接都必须坚固才能保证任务成功。一旦任何步骤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任务失败、产品无用、服务失效。这种危险局面的积极影响令人惊讶——增强工作链中任何一环的稳定性,就可以增加工作链中其他环节的价值量。如果工作链中的大多数环节都很脆弱且容易崩溃,那么你负责的环节是否可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反正其他环节很可能会出问题。但如果其他的环节稳固且可靠,单个环节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O型环对挑战者号如此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他环节都运作得非常完美。
在大部分的工作中,我们充当的都是O型环的角色。没错,自动提款机能够进行一些现金交易的任务,效率比柜员高,但却无法完全取代柜员,反而凸现了他们解决问题以及与客户打交道的能力的重要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建房子、诊断病情、照顾病人、教育学生等情形。一旦工具改进,科技便会放大我们的影响力,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判断力及创造力的重要性。
物质的丰富永远消除不了内心的匮乏。第二个原则是永不知足,这一原则决定了实际存在的工作岗位的数量。一旦我们创造出一种技术,从而在某些方面有了足够的生产力,这一领域的人基本上就自动失业了。1900年,40%美国就业人口从事的都是农业工作。如今,这一比例不到2%。这不是因为我们吃得少了,也不是因为美国人变少了。过去一个世纪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意味着,现在只需两三百万的农民,就能够养活美国3.2亿的人口。这个进步太惊人了,但这也意味着农业中只剩下了一些的O型环类的工作。的确,科技可以削减工作机会,农业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单一的产品、服务或行业的情况,不能代表整体经济的表现。
许多我们现在从事的行业,诸如健康医疗、金融保险、电子计算机等,在一个世纪以前规模都很小,或者几乎不存在。我们购买的许多产品,如空调、SUV、电脑和移动设备等,在那时要么非常昂贵,要么还没被发明出来。自动化让我们拥有了更多自由时间,扩大了选择范围,所以我们发明了新产品,产生了新想法,催生了新服务,而这些都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占据了我们的时间,刺激了消费。你可能认为有些东西是多余的,如极限瑜伽、冒险旅游和“口袋妖怪GO”(Pokémon GO),但事实是人们就是喜欢这些东西,而且愿意努力工作,为其买单。一个2015年的普通工人如果想要达到1915年的普通生活水准,每年工作17周即可,只需三分之一的时间。但大多数人不会那样做,科技为他们提供了福利,他们愿意为此努力工作。物质的丰富永远消除不了内心的匮乏,正如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发明是需求之母。
过去,我们也经历过同样重大的经济转型,而且成功渡过了这些变革。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加了140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的挑战不是工作不够多,而是很多工作都不够好。此外,很多人无法胜任层出不穷的好工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就业增长情况像一个哑铃,而且两头越来越重。一方面,这些国家拥有医生、护士、程序员、工程师、市场营销经理等高学历高薪的工作。这些职业很稳定,而且需求量持续增长。同样的,技术含量低的就业机会也在稳固增长,包括餐厅服务生、清洁工、保安和家庭护理等。同时,中等教育、中等收入的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正在减少,比如蓝领阶层中的生产工人和操作人员以及白领阶层中的文书和销售人员。
中间阶级萎缩的原因并不神秘,很多中等技术的工作简单易懂,步骤明确,人们可以将其编成软件让电脑运行。这就等于敲掉了经济阶梯上的一部分,缩小了中产阶级规模,导致两极分化更为明显。一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薪专业人士,做着有趣的工作;一边是从事低薪工作的人员,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富裕人士的舒适和健康。这不是我所希望的进步,恐怕也不是大部分人所希望的进步。
令人鼓舞的是,我们过去也经历过同样重大的经济转型,而且成功渡过了这些变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自动化取代了大量的农业工作,美国以农业为主的州面临大规模失业的威胁。田间工作不再需要青年人,而那一代人青年人还没有准备好进工厂。于是国家推行了一个激进的政策,要求所有青年人16岁前留在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美国的高中教育改革运动。这次运动花费巨大,美国政府要投资建校,而且青年人们还无法工作。但最后证明,这是美国在二十世纪所做的最好的投资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上技术最娴熟、最灵活、生产力最高的劳动力。想象一下,将1899年的劳动力带到如今的世界。尽管这些人身体强壮且品性良好,但是其中许多人缺乏基本的识字能力和算术能力,所以只能做最普通的工作,这样很多人都会失业。
这个例子说明,卓越的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能够让我们享受科技繁荣带来的红利。显然,我们也可能走错棋。如果美国在上个世纪的高中教育改革运动中没有投资学校和技术,美国社会就不会这么繁荣、便利,很可能也不会这么幸福。但如果说我们的未来是由机器或者市场决定的,也同样荒谬。未来取决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制度。
有人会说,这次变革与100年前发生的不同,当然不一样了,每次都不一样。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学者和积极分子们多次提醒我们,工作已经不够用了,我们在自己淘汰自己。这些人包括19世纪初的路德派(the Luddites)、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劳工部部长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以及今天的许多研究人员、专家、技术专家和媒体人物。
但是这些自称预言家的人所作的预测,在我看来都很自大。实际上,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连我都无法想象人们未来可以做什么工作,那么,你、我、我们的后代也都想不出来。”我无法告诉你100年后人们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未来不是我说了算的。如果我是1900年爱荷华州的一个农民,有位21世纪的经济学家穿越到我身边告诉我:“嗨,你知道吗,接下的100年里,生产力发展了,你们这些务农人员的数量会从40%降到2%。那你觉得剩下的38%的人将来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不可能回答:“哦,我们知道了。我们会从事软件开发,研制放射性药物,当瑜伽教练,开发Bitmoji表情自制软件。”我根本不会知道的。但我希望我能够这样回答:“哇,少了95%的农场工人,竟然不愁吃,进步太惊人了!我希望等到社会那么繁荣的时候,人类能够找到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当然,应对挑战的过程不会很容易,也不可能自动完成,需要付出成本。但这是可行的,我们拥有惊人的生产力,所以足够富裕,就像100年前的美国那样,有能力投资自己和后代。毕竟,不这样做的代价是我们无法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