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尽管有不少作家将机器人视为人类生存的威胁，但同时也有许多作家并不认可这种悲观预测，他们更愿意在作品中将机器人描述为人类的得力助手，以服务人类为主旨。

此类较早的文学作品当推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通俗小说。譬如艾立斯（Edward Ellis）笔下的“蒸汽动力人”（Steam Man）系列，塞拿任（Luis Senarens）笔下的“电人”（Electric Man）系列。 这些畅销小说，对当时的青少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小说中的机器人虽然名称各异，也尚未具备高等智慧，但无一例外都是主人公冒险旅途中的好帮手，属于忠实的奴仆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在将机器人视为人类威胁的作品中，以奴仆身份出现的机器人往往也在一开始被社会广泛接受。这暗示了一条基本的人机伦理：机器人天生为人类的奴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思想界普遍认为人类高于其它物种，在等级关系中处于上层。譬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动物可以被视作有机的机器，缺少理性的它们可以被人类任意支配；德国哲学家康德则宣称“人是目的本身”。这些理论支撑起了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并对普通大众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人和机器人分属两种生命形式，后者没有理性和灵魂，只能算是有生命的工具。人类作为高等生命可以奴役低等生命，而不用背负道义上的责难。诚然，这种“目的/手段”相对立的二元观念，从初始的“神/人”转化为“人/非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伦理学的进步，但就思维的模式而言，却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学在处理人机关系时有着很大缺陷。这种内隐的等级制和丛林式的强者逻辑，是人类控制机器人的伦理依据，但进步的科技很可能在将来颠覆二者的强弱对比。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807）中阐释的“主奴关系辩证法”，主人和奴仆的地位是会互相转化的。黑格尔从哲学的角度认为：“上帝和人的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但人类通过不断努力获得价值独立，当“历史发展过程终结时，人成了上帝，更确切说，人是上帝”。囿于历史的局限，黑格尔没有预料到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在神话中，神创造了人类；在现实中，人类则依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机器人。当人类难以脱离机器人而独立生活时，就已经很难区分两者之间的控制关系，更何况“造反”的机器人凭借自身的强大力量，转而奴役或灭绝处于劣势的人类。

面对这一困局，后世不断有作家提出解决方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拟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也是科技界“机械伦理学”的基石。该观点在小说《环舞》（Run around，1942）中第一次明确提出。1950年出版的小说集《我，机器人》（I, Robot）则系统阐释了“机器人三定律”：“第一，不伤害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第二，服从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自保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但不得违反一、二定律。”这三条定律在制造机器人的伊始便被嵌入其大脑，永远无法消除。毋庸置疑，阿西莫夫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后的文学作品，如果不是专门讨论机器人问题，基本都会遵循该定律来叙事，阿西莫夫也因此宣称自己创建了“机器人学”（Robotics）。

在三定律的背后，是阿西莫夫为了确保人类的统治地位，而设想了一种符合康德“绝对律令伦理学”的机器人。众所周知，康德探讨的是关于绝对律令的普遍道德法则，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中强调：人应当只按照普遍法则行动。在康德看来，既然说谎不能成为普遍法则，那么向一个杀手说谎也是不应该的。很明显，这与人类依据现实情境而调整的“弹性”伦理完全不同。康德的原本思路是：在认识领域“人为自然立法”，在道德领域“人为自己立法”。阿西莫夫却巧妙地将两者结合，把康德给人类自己的立法原则转移给了机器人，将其设定为符合绝对伦理法则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