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掌般大小的模块，看上去宛若一个玻璃工艺品。它就是有着自主导航系统CPU之誉的“激光陀螺”。作为导航、制导、定位、定向和姿态控制的核心器件，它能使飞机、舰船、火箭、导弹等运动载体不依赖外部导航信息，实现精确定位、精确控制和精确打击。

激光陀螺虽小，却是十足的“高大上”，它集成了光、机、电等众多高技术，生产制造更是涉及超高精度抛光、极低损耗镀膜、光电转换、装配总成等尖端工艺。自它问世以来，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世界上至今只有美、中、法、俄等少数国家掌握其研制和生产技术。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激光陀螺仪的实验装置，引发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1971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以他对新技术的敏锐，建议国防科技大学开展激光陀螺研究。学校迅速成立由高伯龙、丁金星等13人组成的课题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激光陀螺研制。

然而，当他们踌躇满志向着创新高地进发的时候，国内外许多开展此项研究的科研机构，纷纷中止了研制工作。原来，激光陀螺研制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以当时的科研条件与工艺水平，这项研究简直比登天还难。

“别人不干了，我们却不能放弃，否则就会给国家留下空白。”高伯龙对丁金星和课题组成员说。作为当时国内唯一坚持研制的单位，团队每个人都清楚，如果就此放弃，我国激光陀螺就将面临夭折。

高伯龙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非凡的数学物理分析能力，通过艰苦的理论推导和计算，终于弄清了激光陀螺的原理，并根据当时我国工艺水平，提出了与美国不同的技术路线。

1979年，他们经过顽强攻关，成功研制出第一台激光陀螺实验室原理样机。然而，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激光陀螺雏形，离实际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当时国家基础工艺落后，缺乏先进的加工设备，在迈向工程化的研制过程中，各种困难像喜马拉雅山一样，横亘在课题组面前。

一些人产生了望而却步的想法：“工艺上不去，我们干也白干，不如趁早收场。”高伯龙却说：“开弓哪有回头箭?不管困难多大，一定要搞出中国的激光陀螺!”

可是，要突破工艺难关，谈何容易?一批批膜片被加工出来，又一批批地报废，研制工作再次陷入困境。高伯龙没有退缩，他暂时放下多年的理论研究，与丁金星等团队成员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激光陀螺全闭环工艺研究中。

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底有多难。用手工打磨一个激光环形器上的小孔，需要半个多月;解决激光陀螺电极密封难题，丁金星连续四天三夜待在实验室，调配方、换配比，反复实验;为解决铟封技术难题，徘徊了1年多才找到解决方法;激光器检测要求在封闭、洁净的环境中进行，实验室没有空调，又不能用电扇，丁金星和同事们光着脊背，穿着裤衩在密不透风的大“闷罐”里，一鼓作气干到底，常常通宵达旦……

汗水在无声中流淌，时针在寂静中跳跃。在经历了无数次挫折与失败后，以高伯龙、丁金星为代表的创新团队，先后在设备研制、增透膜镀制、高精度抛光、极低损耗镀膜、装配总成等理论与工艺方面，实现一系列关键技术突破。

1994年11月8日，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在国防科技大学诞生，向全世界宣告：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法、俄之后第4个独立掌握激光陀螺研制技术的国家。

然而，战斗并未结束。紧接着，团队又打响了把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第二场战役，这一干就是20多年。

着眼武器装备发展需求，团队不断优化设计，改进工艺，实现了产品的小型化，进一步提高了激光陀螺的精度和可靠性。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列装。那段时间，实验室变成了“生产车间”，科技专家当“蓝领”，科研人员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研制生产的激光陀螺有效满足了我军武器装备发展需求。

如今，激光陀螺生产通过军民融合式发展，建立多条生产线，形成多种型号批量生产能力，走出了一条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科研生产新路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大贡献。部队官兵说：“有了这种实用、管用的好装备，我们打胜仗的信心更足了!”